2022年4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发第231号《关于宣布俄罗斯联邦科学技术十年》的总统令。这是2022年俄罗斯颁布的第一份科技政策文件，也是2018年以来俄罗斯科技政策系统化进程的进一步延续。该总统令确定了未来十年俄罗斯科技发展的三大基本任务：吸引年轻人才进入科研领域；促进研发人员为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提高俄罗斯公民对本国科学成果和远景的信息可达性。其目标瞄向加强科技在解决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中的作用。[1]
十年计划的出台反映出克里姆林宫对科技发展社会基础的重视，其政策逻辑在于为科研队伍注入新鲜血液，加强科普以激发民众投身科学研究，从而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乍一看这似乎并无特别之处，甚至是一个常识，但放在俄罗斯这一国别案例中，这一政策的根源却触目惊心。
政策背后的现实
苏联解体30年间，俄罗斯科研人员数量出现了65%的巨幅衰退。截至2020年，俄罗斯共有约68万科研人员，但这一数字较1990年减少逾126万人，较2000年减少约20万人，较十年之前减少近6万人。平均下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科研人员数量每五年减少约15%。
从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上看（“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是国际通用的用于比较科技人力投入的指标，指研发人员按实际从事研发活动的时间所计算出的工作量，单位为“人年”），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100万人年下降至75万人年。国际比较之下，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研发人员全时当量都在上涨，其中中国上涨幅度最大，从2000年的92万人年上涨至2020年的480万人年，跃居世界第一；美国从98万人年上涨至155万人年，排名第二；日本从89.68万人年升至90.34万人年，位列第三；俄罗斯则在此消彼长中从世界第一滑落至世界第四。而如果按照每一万名就业者中研发人员数量这一指标进行国际比较，俄罗斯则仅居世界第24位。[2]
不仅如此，在年龄结构方面，2020年，俄罗斯60岁以上研究人员占比25%，其研究人员平均年龄为51岁，远大于中国的36岁和美国的39岁。考虑到科学家创造力与年龄呈现“倒U型”分布，科学成果产出的峰值年龄一般在35-50岁之间，且理论型创新更倾向于在科学家学术生涯早期获得重大成果，俄罗斯科研队伍的老龄化和断层趋势亦已显现。
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在于高校毕业生投身科研事业的热情下降，另一方面则在于原有科研人员的转行与外流。2001-2019年，俄罗斯研究人员中应届生比重从2.7%下降至1.9%，应届生中选择从事研究的比重从1.6%降至0.7%。赴美国继续深造的俄罗斯籍理工科学生有77%不再回到俄罗斯，俄罗斯30-50%的编程竞赛获奖者会移居美国、加拿大、德国从事科研或谋取教职。
这种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基于个人需求偏好“用脚投票”。相较其他行业的更高收入激励、其他国家更优渥的待遇、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及实现个人价值的更大机遇，在俄罗斯，无论在国家科研机构还是企业或高校，科技工作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仅以数字经济时代亟需的软件工程师为例，俄罗斯软件工程师平均年收入约为120万卢布，约合不到2万美元，排除卢布贬值因素最高也不过4万美元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此同时，当科研成就与相关报酬不对称时，科研成果的产量和质量也难以保障。
因此，对俄罗斯而言，科技人力资源加强与社会经济状况改善的双重任务十分艰巨。考虑到科研工作的长期性、科研技能特别是默会知识获取的“传帮带”特征，以及科研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人员流动的门槛和复杂性，俄罗斯30年来的科研人才损失无法在短短十年间得到弥补，一定程度的优化或好转便能算是差强人意了。
危机带来的驱动力
当然，科技突破与科研人员数量和年龄之间也绝非线性关系，知识存量、人格特质、科研动机等因素也会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如果全球发展进程像过去30年间较为规律和有序地演化下去，那么俄罗斯科技人才很可能逐渐被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的科技全球化浪潮所消化。
然而，短时段内的俄乌冲突，以及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无法弥合的政治裂痕和军备竞赛，正在为俄罗斯科技发展带来巨大的现实驱动力。为了赢得持久战的胜利和未来战略优势，俄罗斯对科技领域的重视和投入正在得到升级，十年计划也正是该局势下的产物。
在西方国家施以全面科技经济封锁的背景下，在有限的国家资源和紧迫的时间制约下，俄罗斯将凭借相对雄厚的军工知识禀赋寻求局部科技突破，并形成非对称优势。而俄罗斯民用科技的发展速度将难以望其项背，鉴于数字科技愈加呈现出网状和链状的组合进化特征，俄罗斯民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吸收速度将会较小而折旧率较高。
事实上，在长时段历史视角下，俄国技术经济的发展节律一直具有“慢半拍”的特征，即在大多数时间里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俄罗斯科技人力资源在苏联解体30年以来的衰退其实并不十分意外。但与此同时，俄国也是善于利用后发优势的国家，特别是借助发达国家发展步伐放缓或调整之机，通过国家强势动员、集中资源、进口改良，实现“低开高走”的跨越式发展。这种情况会发生在十年之后吗，我们拭目以待。
（华盾，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