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谁牵住了科技创新的牛鼻子，谁就能占领先机。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始终坚持科技创新，重视科技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天眼”探空、“蛟龙”探海、嫦娥奔月……在科技创新的赛场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这背后蕴含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技术，对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的高度自觉。
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的春天”再到“创新的春天”，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时序更替，梦想前行。进入新时代，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近14亿中国人民接续奋斗，在科技创新的赛场上奋起直追、力争超越。中华大地上，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创新周期已经开启。
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当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振聋发聩。现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思想，不断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成为实现伟大复兴梦想的“第一动力”。
奋 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科技基础十分薄弱。
在人才储备方面，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国内仅有30多个研究机构,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
在工业基础方面，不仅赶不上美国当年的零头，也远不及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以钢产量和电产量为例，1950年时印度和美国的人均钢产量分别为4千克、538.3千克，而中国1952年才达到2.37千克；1950年时印度和美国的人均发电量分别为10.9千瓦时、2949千瓦时，而中国1952年才仅为2.76千瓦时。
有人作出这样的论断：成立之初的新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至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100年。
落后就要挨打。从革命战争年代走来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对缺乏科学技术早有切肤之痛。为了扭转工业基础和科技基础薄弱的局面，新中国在1953年至1957年实施了“一五”计划，迈出了工业化的第一步。在起步阶段，我国从能源、冶金、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领域着手，陆续展开了“156项”（实际完成150项）重点工程，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进程。
1956年1月份，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明确了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1962年，该科技规划提前完成，中共中央又制定了第二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即十年规划）。毛泽东同志在听取汇报时明确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技术怎么搞？“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我国在开创原子能事业初期，得到了前苏联的大力援助，但我国的科技人员没有放松学习的劲头，反而更加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自主积极性，不断培养自己的技术设计和装备制造能力。因此，当前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协定并撤走全部专家时，我国依然能够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发展原子能事业，并最终取得成功。
“科技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基础研究中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艰苦的起步阶段，我国的科学家们不畏艰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基础科研成果。由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协作完成的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就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958年，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提出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课题，但这在当时还是一项缺乏工业基础的研究。
想做面包却没有面粉，一切都要从种麦子开始。
“当时我们连氨基酸都没有，要从氨基酸生产着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研究员葛麟俊清晰地记得，合成胰岛素需要17种高纯度氨基酸，但当时国内只能生产纯度不高的3种氨基酸。而辗转进口的氨基酸很贵，1克就要100多元。
为此，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于1958年底组建了东风生化试剂厂。据创建者之一的陈远聪回忆，东风厂凭借搪瓷桶、铁锅等简单工具起家，经过不断的奋斗和发展，后来可以生产包括氨基酸在内的各种生化试剂，不仅能满足全国科研之需，还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在“向科学进军”的岁月里，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新生国家，迅速集中和调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和资源，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也极大地推进了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两弹一星”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也奠定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陆相成油理论指导中国人发现了大庆油田，一举摘掉了贫油的帽子；“治疟疾神药”青蒿素以廉价高效著称，拯救了世界上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记者旁白：号角催人奋进，创新永不停滞。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进步的大门，为我国今天万紫千红的科技发展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春 天
事物的发展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也可谓一路坎坷。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速，科学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等问题严重制约国家“四个现代化”进程。上世纪70年代后期，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是改变许多人命运的两件大事。
1977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为解决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科教问题，主动请缨，提出分管科教工作，打开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突破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杨胜群介绍说，邓小平同志抓科教工作，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在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讨论了恢复高考和科技战线拨乱反正等重大问题。
1977年冬天，关闭了10多年的高考大门重新打开，全国有570万名考生走进了考场，他们中最大的37岁，最小的13岁。当时20岁的湖北考生唐本忠就是其中一员，他是武汉一家工厂的工人，抱着“只要能上大学就行”的简单想法走进考场。两个月后，包括他在内的27万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1978年春天，他们走进高校，开始如饥似渴的学习。现在，唐本忠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凭借在聚集诱导发光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恢复高考改变了千千万万像唐本忠这样的有志青年的命运，也为我国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人才基础。
二是在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同时，这场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大会还通过了我国第三个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同年10月，中共中央正式转发《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全国科学大会的成功召开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参加科学大会的科技工作者集体给党中央写信说，“我们普遍感到思想上来了一个解放，余悸打消了，可以放心大胆地为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大干一番了！”
可以说，1978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全国科学大会不仅仅影响了参会者，更鼓舞了全中国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
1978年，27岁的包起帆还是一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修理工，当时他半工半读，并在3年后从上海业余工业大学获得大专毕业文凭，成为了一名基层技术员。“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号召，鼓励我走上了科技攻关之路。”包起帆说。
2015年，在世界规模最大的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包起帆又一次获得了3枚金奖，这时距他在该展会首次获得金奖已有28年。在闭幕酒会上，组委会主席看到了28年前他的获奖材料，非常感慨地说：“难以置信！一个人28年前就在这里拿到金奖，28年后居然还会持续有发明！”
40多年来，包起帆历经机修工、技术员、工程师、码头公司经理、集团技术副总裁、技术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物流研究院院长等众多工作岗位，和同事们一起，先后开展了130多项技术创新。他走过的路，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一个普通工人命运变迁之路，也是一条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之路。
记者旁白：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很多人的生命里播撒下了“科技创新”的种子。也是在那一年，34岁的任正非以军队科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大会。9年后他南下中国的改革试验田广东深圳，以2万多元起家，创办了一家名为华为的“小公司”。现在，华为公司已经成长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标杆。
改 革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口号看似简单，但要想变为现实，则需要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改革。
1985年3月份，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
这一论述，指出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根本途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
同年，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了全面的部署，从宏观上制定了科学技术必须为振兴经济服务、促进科技成果商品化等方针和政策，从而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
上世纪80年代，将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改革，既有从上而下的高屋建瓴的谋划，也有自下而上的基层自发的实践，更有二者互相促进的融合发展。其中，广东深圳、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都是科技体制改革的典型案例。
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没有名牌大学，也没有国家级研究机构。但是，在改革开放中，深圳高科技企业却蓬勃发展，成为全国领先的创新型城市。究其原因，是深圳几十年来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民企与国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关系。深圳一系列制度创新与实践带来了丰硕的成果。
中关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种模式。这里集聚着中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顶尖科研机构与高校，智力密集度不亚于美国硅谷。如何将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也曾参加过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并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鼓舞起内心的激情。大会后不久，他随中国首个科学家访问团，参观了美国旧金山的硅谷等地，亲眼看到美国高校周边高新技术企业林立，将高校里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产品，每天都在创造着巨额财富。
回国后，陈春先借鉴美国硅谷经验，在中关村搞起了技术扩散。1981年他领办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现金技术发展服务部”，帮助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创建了3个科技服务部，一个电子器件工厂，并开办了2期技术培训班。
陈春先等人迈出的这一小步，其实是中国科技改革的一大步。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后来表示，他当年正是受到陈春先的鼓舞，才萌生了从中科院计算所下海创业的念头。
中关村是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发源地，科技人员勇敢地走出高校院所，自主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开启了以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为特征的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征程。在改革与创新的实践中，溪流渐渐汇成大海，联想、方正、搜狐、新浪、百度等众多中关村企业引领中国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
中国另一个智力密集区，武汉东湖，也出现了自发的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1982年，武汉曾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技术投机倒把案”——国营181厂韩庆生等4名工程师被关进监狱，入狱原因是他们利用业余时间为武汉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编写了2万多字的《产品技术说明》，每人获得了600元的报酬。工程师们不服判决，出狱后去北京上诉，最终被宣判无罪。
当时在武汉钢铁公司上班的龚伟被这个新闻打动，萌生了为创业者搭建成长平台的念头。“那时科技人员要走出高墙深院谈何容易？这些人出来要有地方住，档案要有地方接，招聘要有地方管……”
1984年，武汉市政府依据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建议，在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东湖地区，成立“东湖智力密集小区规划办公室”，筹建孵化器。龚伟从武钢辞职，进入该办公室。但规划制定完成后，武汉市政府尴尬地发现，落实规划的“英雄榜”找不到有经验的老同志来揭，只得把首创任务交给规划室的几名年轻人，龚伟就是其中之一。
人少，钱也少。孵化器的创建者们，面临着跟他们想要呵护的创业先驱们同样的困境。“当时，没钱建新房，我们就四处找现成的房子。后来想尽办法才找到一处地方，建立了国内第一家孵化器。”说起当年的精打细算，龚伟至今仍记忆犹新。
让科技创业者不再是个体户，而是有合法身份的科技型企业。怀揣着这样的朴素心愿，龚伟和同伴们为创造创业土壤而努力。为了让更多科研工作者和高校师生了解孵化器这个新鲜事物，龚伟常常骑着自行车去武汉大学贴油印小广告。
初创这年，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基金会主席鲁斯坦·拉卡卡曾来参观：“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简陋的孵化器之一，但你们的理念和服务精神是与世界接轨的，你们很有前途！”
“武汉成立中国首家孵化器的报告送到科技部后，得到重视，我们参与了中国孵化器战略纲要的起草。”龚伟对记者说，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火炬计划”正式实施，武汉经验被复制开来，科技企业孵化器被列为“火炬计划”的重要内容，开始在中国遍地开花。
记者旁白：改革的先行者是敢于“吃螃蟹”的勇士，正是他们的勇气和坚守，才让特例变成经验，让新芽长成大树。进入新时代，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持续加快，人才评价、科技成果转化、科研诚信、科研管理等政策不断出台，不断为科研人员、科技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更多惊喜和获得感。
“第 一”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与来访的前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科学论断，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992年，在视察南方时他再次提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形成和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发生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益凸现。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等新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经济增长由原来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通信、网络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和生物工程等新兴技术兴起，带来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世界步入“新经济时代”，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高新技术进一步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而科学技术发展落后的状态与之很不匹配。
当时，部分发达国家进一步抓住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机会，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纷纷出台发展高技术的战略计划，在生物、信息、空间、海岸、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展开竞争。很多发展中国家则因为科学技术基础薄弱，且没有注意抓住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我国8亿农村人口基本上还是靠手工农具搞饭吃，城市少量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化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些重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科技发展的停滞与经济发展的停滞并存，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长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和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总结中国科技和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目的在于引导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科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决定性、革命性作用，真正把科学技术现代化摆在全面现代化建设的“龙头”位置，迅速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努力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以引领和支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记者旁白：丰富、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是“第一”两个字的小小改动，却是深思熟虑后的重大科学论断。
自 强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需要达到什么水准？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中国人早就知道高标准严要求的重要性，对科技发展的目标自然也要取法其上。
中国的科技发展，要瞄准世界高科技的前沿。这一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
1986年3月，“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4位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建议提出：“我们4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信中恳切地指出，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
这封信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随后的半年中，经过广泛、全面和极为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论证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从此，中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发展高科技是“烧钱”的事，中国人烧得起吗？
答案是：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
“863”计划于1987年3月正式开始组织实施，上万名科学家在各个不同领域，协同合作，各自攻关，很快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不止是“863”，在每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关注下，中国的科技攻关项目越来越多，投入也越来越大。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瞄准了集成电路装备、大飞机、新药创制等世界高科技前沿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少走了不少弯路。但是，一些最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核心技术不是买来的，而是要靠我们自己研制出来、创造出来的。
北斗导航卫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卫星导航技术无论在民用还是军用上都非常重要。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导航卫星的研制，并于2000年开始发射北斗导航卫星。到2003年，北斗导航一号系统已经发射了3颗卫星，具备了为国内提供定位服务的能力，但当时的信号覆盖范围、定位精度还远不如美国的GPS。
除了美国GPS外，当时全世界正在建设的卫星导航系统还有俄罗斯GLONASS系统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欧盟曾邀请中国共同参与伽利略系统，2004年双方曾签署技术合作协议。但在联合研发中，中方发现自己被排斥在伽利略系统的核心技术之外，且该系统因欧盟各国间一直有分歧，进展缓慢。
于是，中国果断开始专心研发自己的北斗系统，卫星从一代星、二代星到三代星，服务范围也从中国到亚太到全球。2018年12月27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宣布迈入全球时代，可为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的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超越了起步更早的俄罗斯GLONASS系统和欧洲的伽利略系统。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介绍，北斗是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从实施建设北斗系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坚持依靠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来解决核心技术问题。同时，不受现有技术体制的限制，做了很多创新。比如，星间链路在全世界卫星导航系统里都是原创；核心的星载原子钟，就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研制，精度从30万年差一秒，进步到如今的300万年差一秒。”
北斗系统还是一个关键核心技术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
从产业规模看，北斗从业单位已达14000家、人员超过50万人，形成珠三角、京津冀、长三角、鄂豫湘、川陕渝五大产业区，涌现出一批有实力的卫星导航企业。截至2019年底，中国卫星导航专利申请累计7万件，居全球第一。目前，国产北斗芯片生产量超过1亿片，国产北斗产品已出口到世界120多个国家，北斗地基增强技术和产品成体系输出海外。
北斗在物联网、车联网等新兴应用领域的创新应用层出不穷，与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传统应用领域业务融合不断深化。交通运输部建设运行的营运车辆动态监管系统，入网车辆已超过650万辆。港珠澳大桥采用北斗高精度形变监测系统，保障安全运行。国内销售的智能手机大部分支持北斗。
记者旁白：“不带我们玩”的岂止是北斗导航？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空间实验室、大飞机……这些都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产物。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牢牢掌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
战 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自1988年首次提出后，到现在又过去了31年。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杨胜群介绍，31年来，几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从理论和实践上继承并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
这一思想被融入国家战略。
党中央、国务院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6年作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中国对科技的投入不断加大，科技人才越来越多，科技实力越来越强。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2018年全社会科技研发（R&D）支出预计达到1.95万亿元，是1991年的136倍。中国研发人员总量快速增长，在2013年超过美国后，已连续几年稳居世界第一位。
大量研发人员将技术用于实践中，将论文写在大地上，谱写出科技生产力的精彩华章。陕西省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就是一个经典范例。这里聚集了农林水等70多个学科的7000多名农业科教人员，一批农业科学家被农民们冠以辣椒大王、杂交油菜之父、白菜女王等称号。我国黄淮麦区小麦品种6次更新换代，其中4次都是杨凌品种主导的。目前世界小麦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碧蚂一号”、长期主导我国小麦品种换代的“小偃6号”、第一例成年体细胞克隆山羊等数以千计的重大农业科技成果都在这里诞生。“杨凌农科”和“杨凌农高会”是杨凌的两大金字招牌，品牌价值均超过800亿元。
中国科技产出量越来越高。2018年我国的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
中国的科学探索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前沿领域。“过去的一年，那只‘猴子’没有让我们失望。”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的首席科学家常进说。他对这只2015年年底上天的“猴子”的工作非常满意。截至2018年年底，我国第一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号已绕地球飞行了16597圈，探测宇宙射线粒子55亿个。基于这些数据，科研人员成功获取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结果。
中国科技“含金量”越来越高。2018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居世界第17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为1.78万亿元。
近几年，世界经济不景气，很多企业生存艰难，一些有着强大技术竞争力的企业却逆势上扬。“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全世界能做5G的厂家很少，华为做得最好;全世界能做微波的厂家也不多，华为做到最先进。能够把5G基站和最先进的微波技术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基站的，世界上只有一家公司能做到，就是华为。”对准全球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了30年的华为公司，2018年全球销售收入达到7212亿元，而其研发费用1015亿元，占比高达14.1%。2018年度，华为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交了5405份专利申请，在全球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一。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途中，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互相促进，让中国科技工作者们可以完成许多过去没有条件完成的工作。
以深潜为例。1980年，美国4000米级载人潜水器Alvin已经完成了第1000次下潜，曾成功地搜到过遗失在海底的氢弹，也发现过深海热液极端生态系统。但那时，中国一台深海载人潜水器也没有。只有徐芑南院士等人在江苏无锡建起的深海模拟试验设备群，仅在耐压结构研究试验方面有了一定的积累和实践。
随着国家的投入，我国在无人潜水器和常压潜水装具上陆续取得突破。1987年底，“863”计划设立了“水下智能导航实验系统”课题。1994年，成功研制出1000米级的AUV（无缆水下机器人）探索者；1995年8月，成功研制出6000米级的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CR-01。
从1992年开始，中船重工第七〇二研究所等单位向科技部呼吁，希望在研制无人潜水器的同时，开展载人潜水器的研制工作。“当时第一稿写的目标是4000米，现在看来思想不够解放。”徐芑南院士回忆说。
2002年，刚从哈尔滨工程大学毕业的叶聪赶上了中国载人深潜“最好的时代”。7000米载人潜水器（“蛟龙号”）在那一年终于获批立项，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叶聪所在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七〇二研究所勇担重任。
2012年6月24日，叶聪驾驶蛟龙号第一次突破了7000米深度。同一时间，神舟九号在太空成功完成了与天宫一号的手控交会对接。“蛟龙号和神舟九号互致祝福，这样的海天对话让我感到，能够参与到国家的科技研发中，就是最大的幸福。”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叶聪深感幸运。
在开展蛟龙号研制的同时，从2009年到2017年，历经8年持续艰苦攻关，载人深潜团队又完成了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的研制。深海勇士的十大关键部件实现了国产化，国产化率达到了95%，使我国载人潜水器技术整体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如今我们又向着万米深渊发起挑战。我相信能在几年内实现万米载人深潜。”叶聪说。
记者旁白：不止是载人深潜，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征途中，我们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科技名片：载人的“神舟”飞船、探月的“嫦娥”“玉兔”、翱翔太空的“天宫”，是中国人向宇宙进发的足迹；国产大飞机、国产航空母舰，是中国人冲破技术封锁的新一代国之重器；寻找暗物质的“悟空”、量子通信的“墨子”、仰望星辰的“天眼”，是中国人在世界前沿寻觅科学真理的利器；三峡工程、青藏铁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是中国人建设美好家园的重大工程奇迹……
动 力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的科学理论飞跃，标志着党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是中国领导人远见卓识的清醒判断，更是关乎国家命运的伟大抉择。
这一点，很多科技工作者感同身受。
量子物理学家潘建伟不会忘记，上世纪90年代初，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研究生时，看不起昂贵的原版文献，只能看比国外最新文献落后半年的影印本，几乎没有条件参加国际会议，实验室里连购买仪器的经费都很困难。“所以，尽管我的英语并不太好，在硕士毕业后还是不得不选择出国留学。”
1996年，他来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安东·蔡林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第一次见到导师时，他问潘建伟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潘建伟回答：“在中国建一个世界一流的量子物理实验室。”
2001年，潘建伟回国在中国科大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得到科技主管部门和中国科大的大力支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带领团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成果，先后8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和英国物理学会评选的年度国际物理学重大进展，3次入选《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重大科学事件。建设世界一流量子物理实验室的梦想完成了，甚至还有超出——中国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量子卫星“墨子号”并圆满完成相关研究工作，美、加、英、德等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加紧跟进布局。
“我深切地感受到，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我国的科技事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科技工作者正处在一个不断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潘建伟说。
“复兴号”高速列车研制的主持者孙永才也不会忘记，1987年，23岁的他大学毕业，从长春乘火车去大连机车车辆厂报到，600多公里的路程，绿皮车“晃”了足足14个小时。“我就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坐上更快更舒适的车？”
这个梦想在他和同行们的努力下变成了现实。2014年，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牵头组织下，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首次以中国标准为主导，开启了时速350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发工作。“我们采用了‘联合舰队’模式，成功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问题和世界性难题，研制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孙永才说。
2017年9月21日，“复兴号”在京沪高铁以350公里时速运营，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国家。
“中国中车作为国家轨道交通领域的中坚力量，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力打造大国重器，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努力为建设科技强国、交通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永才说。
记者旁白：现在是科研条件最好的时代，是创新创业机会最多的时代，更是科技进步最快的时代。展望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颠覆性创新技术呼之欲出。与时俱进、踏实肯干的中国科学家们，正不断为中华民族创造更新、更大的科学奇迹！
结 语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迎来了新时代。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是一种动能，让顶尖人才资源不断蓄积，使“大国重器”不断涌现。
从“第一生产力”到“第一动力”，是一股洪流，通过改革红利得以磅礴而出，助中国实现历史性飞跃。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能力的提升，累累硕果必将让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开拓者、引领者。